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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緊張了 5 個月的 VIPa 意酒觀賞團結束以後，我終於再次有閒情可以賞酒和看書了。

我們先後品試了 Baricci 共 4 個年份的 Brunello 和 3 個年份的 Rosso。

與此同時，我又開始翻看 Oliver Stone 與Peter Kuznick 所著的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很久沒有一本書令我那麼多次掩卷嘆息。等酒試完了，書也翻到最後一頁。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我第一次深深感受到詩仙沉吟「但願長醉不願醒」時的心情有多麼沉重。

其中有一幕令我忍不住要掉淚，整本書至今仍然讓我鬱悶不已。

我講的是這一幕。

 

1945 年 8 月 6 日凌晨 2時 45 分，三架B-29 戰機從 Tinian 島出發，直指1,500 英哩外的日本。五個半小時後，領航戰機 Enola Gay 在廣島投下一枚原子彈，當時在廣島的 300,000 平民、43,000 士兵、45,000 韓國籍奴役工人與幾千個日籍美國人（以孩子為主，他們的父母多在美國被扣押）剛從睡夢醒來，不曉得他們看到的是最後一眼的太陽。

那時候，美國總統杜魯門剛與英、蘇首腦開完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正在回國的路上，在聽到這消息的時候，他正在 Augusta 戰艦上吃他的晚餐。他高興得跳起來並大叫﹕「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其後他又說宣布廣島的消息是他生平感到「最高興」的事情。

杜魯門為甚麼高興呢？

並非僅僅因為他能夠逼日本投降，雖然這是歷史課本一直要我們相信的。

因為原子彈並不是日本最害怕的。

其實自從以蘇聯為主的軍隊大敗德軍以後，日本已經害怕得要通過蘇聯向盟軍試探投降的條件。日本人一直耿耿於懷的是杜魯門的前任總統羅斯福曾提出要軸心國無條 件投降，那意味著投降後天皇制要廢除，而且天皇也要成為戰犯，這對日本人有滅族之痛，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但美國對此一直不肯讓步。

另一方面，在 5 個月前的雅爾塔會議上（Yalta Conference），為了說服蘇聯出兵太平洋，美英領袖曾答應給讓蘇聯一些好處，包括勝利後讓蘇聯收回日俄戰爭時失去的領土。

但羅斯福在第四任上突然去世以後，繼任的杜魯門卻對蘇聯拿到的好處心有不甘，原子彈的出現便令他有機可乘。

波茨坦會議期間，在聽到美國原子彈試爆成功的消息以後，杜魯門馬上由矮子變巨人，不再搭理史大林了，甚至不等史大林簽署便發表會議的公布。更甚的是，他也沒有等日本的正式回應便先批准了 8 月 3 日以後視乎天氣情況許可隨時投下原子彈。

杜魯門的盤算是﹕有了原子彈，他可以甩開蘇聯，不光推翻先前的承諾，並且可以由美國主宰戰後的新秩序，就是說可以成為霸主。

當時美國的軍方將領絕大多數認為從軍事角度是完全沒有需要投原子彈的，持這個看法的包括了艾森豪和麥克阿瑟。

廣島以後，日本人更急著接觸蘇聯，希望他們加緊幫助日本求和。

可是 4 天以後，日本完全絕望了，因為蘇軍開始介入太平洋戰爭，軍隊開入滿洲、韓國和日本北方的島嶼了。同一天，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枚炸彈。

日本人最怕的是蘇聯，因為一旦蘇聯出兵，便可以佔據整個日本，那他們便徹底完蛋了。如果向美國求和，還有可能保住家園。

杜魯門終於詭計得逞了，因為他夠冷血，他可以很高興的謀殺了數十萬日本平民百姓。

我對日本侵略者素來沒有好感，但此刻我為廣島與長崎的無辜冤魂掉淚。美國與納粹德國一樣凶殘，但德國人起碼為自己的罪行懺悔，美國人卻可以滿手鮮血的為自己戴上自由民主大勛章。

到今天他們依然厚顏無恥。

代表美國參與紐倫堡審判的代表 Telford Taylor 認為「炸廣島是對還是錯尚有可爭辯的餘地，但我看不出有任何可辯的理由支持炸長崎」。他認為炸長崎是戰犯行為。

我們唸的歷史書沒有告訴我們這些真相。

槍桿子與筆桿子要同時抓，原來這是古今中外的硬道理。

這道理改變不了，難道我們便只能「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