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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覺得，西方歷史最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公元312年一天的夜裏。

統治半個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被馬克深提（Maxentius）挑戰他的帝位。就在大戰前夕，他在夢中看到空中出現火紅色的十字架，同時有一個聲音教他帶著十字架出征。他醒後命令士兵的戰盾全部繪上代表“基督”的兩個希臘字母。結果他的軍隊以寡敵眾大敗對手。

君士坦丁大帝在打敗馬克深提的第二年頒布《米蘭詔書》，承認基督教為合法與自由的宗教。

羅馬帝國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三百年後，終于接受了基督教。如果漢武帝獨尊儒術，為中國帶來長期的文化統一；那麼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也令西方文化首次融為一體。所以《米蘭詔書》對西方歷史文化有劃時代的意義。

但歷史學家大多認為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的寬大，並非因為他要酬答基督助他打勝仗。他是個聰明的政治家，看準了基督教經過三百年的發展，已成為一支大可利用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借這個機會「接收」了基督教為羅馬帝國服務。

基督教以後的快速發展，國家的支持是個很大的因素，但在這之前的三百年，它得以從一個猶太教的小宗派發展為整個羅馬帝國不可忽視的力量，則有更複雜的因素。

美國宗教社會學家 Rodney Stark 于1996 年出版的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嘗試利用歷史文獻的數據，來驗證近代宗教社會學的多個理論。這個嶄新的研究方法贏得了眾多基督教發展史學者的認同。

我在這裏不打算重述 Rodney Stark 的研究結果，但他分析基督教之能夠取代羅馬多神國教（paganism）的原因，對我們理解宗教的功能（與局限）有很大啟發。

Rodney Stark 認為，如果古羅馬社會沒有遭遇各種瘟疫的大規模破壞，基督教可能永遠不會發展成為主流宗教。以二世紀的一場瘟疫為例，據估計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消亡。在這種災難來臨時，

第一﹕羅馬的多神國教與希臘哲學都無法解釋這場災難，但基督教卻能提供比較令人滿意的解釋，而且還提出對未來的希望。

第二﹕基督徒更能面對災難。多神教的信徒只顧逃難，甚至置家人于不顧；基督徒則救護受難者，所以基督徒存活的比例也較高。

第三﹕多神教徒在災難後失去了原有的各種社會關係，這對他們改信新的宗教少了一重阻力。

但即使沒有大型災害，羅馬帝國的城市也是危危欲墜的，原因是城市裏住著的都是從帝國各地剛遷入的新移民，他們帶來嚴重的民族矛盾與治安問題。根據其中一篇描述，羅馬帝國的城市是這樣的﹕

“城市的夜幕有如一個危險的影子那樣降臨，而且無處不在，既凶險又充滿威脅。所有人都趕快回家避險，把門關上，再加上重重柵欄．．．”

基督教正好為這種城市重新注入生命，這包括新的社會準則與新的社會關係以應付緊迫的城市問題；對無家可歸與貧窮的人，基督教提供救濟與希望；對新移民，基督教提供現成的關係網；對孤兒與寡婦，基督教提供新的家庭；對民族糾紛，基督教提供新的社會團結。

可以這麼說，基督教救了羅馬帝國，或起碼延長了帝國的壽命。最根本的原因，是耶穌「發明了愛」—— 一種跨種族、跨階級的普世之愛。上帝的「愛」固然有很多形而上的義理，但對老百姓而言，首先是很具體的對生活上的各種幫助。我把這種功能稱為「療傷」的功能。

換句話說，只要社會有傷痕，「愛」就是很好的藥。

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以後，有過一段政教合一的歷史，但最後鬥不過皇權與中產階級，終于還是回到民間，繼續那「療傷」的功能。到今天，政府已普遍能為老百姓提供物質形式的「療傷」，所以宗教也慢慢退守「心靈療傷」的位置，與泛濫市井的形形式式的「愛」互為補充。所有宗教大體都在往這個方向演變。

最後，宗教只可以令人求得一己安心。至于社會範圍的改革，便要等待別的辦法。也或許，是沒有什麼辦法的！

另一篇討論宗教的網誌， 見:Mother Teresa: The Saint of Darkness

法蘭克福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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