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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書展偶遇韓毓海教授的《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後才發現自己過去把西洋史與中國史分開來讀，所以兩者都沒讀懂。（見前文﹕明清的金融海嘯．歐美的「辛亥革命」？）

但晚到總比不到好。

今年終於等到韓教授的三步曲之二﹕《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很快的看了一遍，又發現自己連中國史也沒讀懂，因為我們讀的只是漢族史。

有趣的是這時城中眾河伯正在嚷嚷國民教育的問題。我不禁失笑，心裏暗想﹕我輩長年被人洗腦，腦子早已被淘空了，哪裏還有腦可以被人洗呢？

不讀書的人注定一輩子當不自覺的奴隸，而且更要禍延子孫！

前兩天在釣魚島發生的事情讓我想起《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的第一章「重新開眼看日本」，作者是這樣作開場的﹕

當我們說日本右翼不肯正視、反省其歷史之陰暗的時候，我們自己其實也對日本的歷史——特別是其中哪些是“陰暗面”不甚了了。於是，日本的“不反省歷史”與我們的“不瞭解日本歷史”相遇，構成了難以克服的死結，而這種死結，只有通過對於日本社會“內在矛盾之研究”才能逐步打開。明治維新在“現代化”和“富強”的意義上，長期被美化了，它從日本的現代史中被孤立出來，受到不加分析的謳歌。這絕不是說日本右派乃至日本在美化自己的歷史，而是說在所謂“現代化意識形態”主導下，整個19世紀以來的殘暴歷史幾乎沒有被反思過。在這個意義上，美化和拒絕反思日本近代歷史的，當然一直就包括某些自詡為“精英”的中國人。

下面節錄了這一章的第三節，這裏的主角是英帝國、清朝與日本。我們學歷史的時候學到的是日本因明治維新而富強，所以在甲午戰爭打敗了大清。現在我才懷疑我們被灌了藥。

英國人究竟是比我們聰明還是運氣比我們好呢？

每當有人勉懷大英帝國在殖民地時代的德政的時候，我便想起這個問題。我看我們也要重新開眼看英國，雖然他已經是退休的老人。

重新開眼看日本

出自﹕《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

作者：韓毓海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11年出版）

此節錄來自搜狐讀書網﹕http://lz.book.sohu.com/chapter-20334-116029830.html

 

三、面對西洋：清與日本的幸與不幸

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的“戰敗”，1868年時“明治維新”的“成功”，則劃出了中國近代與日本截然相反的形象：一面是經濟落後又不思進取、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中國；一面是主動向西洋開放，致力於發展現代經濟和政治，在天皇治下統一、開明進步的日本—這已經成為中國和日本“認識”的不證自明的前提，今天各種關於中國和日本的想像，基本上是以這個前提為基礎的。

不過，此類敍述卻完全是想當然的、非歷史的。

首先，根據當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的統計，1820年中國經濟的總量占世界GDP總量的1/3，這不但是日本從來不能和不敢想像的，它也超過了現在美國經濟占世界25％的水平，是至今無可匹敵的經濟總量的世界紀錄。

但是，1840年的中國卻被經濟總量不及自身1/7的英國打敗了。更為可悲的是，當1894年中國甲午戰敗，割地賠款之前（割臺灣，並賠款合3.65億日元，賠款數不僅超過了當時日本全國的經濟總量2億1千5百萬日元，更超過日本此後3年稅收之總額，等於重建了一個新日本），清王朝的經濟總量依然還是日本的5倍。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當然不是什麼“窮困落後了幾千年”，日本更不是什麼特別勤勞、富裕、人種優秀的“神國”—真正的事實恰恰相反：中國富了、先進了幾千年，形勢只是在最近一百年的區間才突然急轉直下，中國由巨富而挨打遭搶，由挨搶被打才墮入貧困，而日本則是在赤手空拳的封建軍閥率領下，一夜暴富，這大體上就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日關係的歷史真相。

一般而言，所謂殺富濟貧乃歷史規律，這一句其實勝過冠冕堂皇的千言萬語。當然，值得搶的都是富人，像阿Q那樣吃飽了撐的搶王胡的蝨子的事情，在人類歷史上其實是很少發生的。有人說21世紀才是中國的世紀，其實按照麥迪森的說法，那還不如說18世紀以來的康乾盛世才是中國的世紀—經濟總量占世界的1/3，難道這還不是咱們的“世紀”嗎？那時的中國恐怕是真富—只是，雖說如今國人與祖宗一樣個個勤勞，人人都想致富，但卻很少去想富了以後咋辦。從歷史上看，中國人向來是致富有方的，但致富之後所能想到的，大概便是腐敗，至於說到明火執仗、殺人越貨的勾當，這恐怕就一直不是中國的長項，而這恰恰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比較倒楣的一個真正原因。

因此，19世紀偏偏就不是你中國的世紀。因為19世紀開始了殺富濟貧的現代歷史，說白了也就是明火執仗的世紀，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今天的中國還是把各自去致富當做唯一的目標，把快活享受—乃至娛樂當做人生之至要，那麼21世紀必然還不是中國的世紀。

19世紀開始的互相搶劫，首先就是以國家為單位的搶，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明搶—因此，19世紀世界上主流的意識形態，就叫民族主義。而當時世界上誰最富而又最缺民族主義呢？又是誰家的“私有財產”和國有財產、公共財產最不成比例呢？—非常不幸的是，那恰好就是咱們大清國了。

所以，大清國不是簡單的缺少財富和經濟落後，大清國民也不是缺乏私有財產，而是缺乏支持“國軍”的國有財產，不是缺乏銀子，而是有大把的銀子買鴉片快活，卻沒銀子給軍隊發餉，咱們大清國乃世上第一“娛樂大本營”，它不是不富，而是不強。而強搶同音—即大清因為太富，太散，而缺乏搶的動力。乾隆之後，天下承平日久，人間一派腐化景象，這富與腐敗的腐也是同音—本來有些“搶的光榮傳統”的滿蒙騎士，也大都腐敗、退化為閨房裏的雄鳥了。

而19世紀初歐洲最窮而又最不老實的（老百姓所謂滾刀肉）一個，就是英國了。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這些歐洲財主們相比，恐怕是除了褲子和菜刀之外，它本是一無所有的光棍，英國在歐洲，本是搶不到多少東西的王胡，因為美洲已經早被西班牙搶成了“野蠻”了，所以，英國才不得不到亞洲去搶。首先被英國綁了票並陷入內亂的是印度，印度是英國由赤貧到小康的第一張餡餅。然後，正如貢德·弗蘭克所指出的：英國又通過免費的北美白銀，通過與中國的貿易，才勉強從世界經濟列車的末流乘客，混進了二等車廂。

至於亞洲的日本，當時非但絕不是什麼闊主兒，套用小平同志的話，那才真是“窮了幾千年了”，以至於在“最大的強盜英吉利和法蘭西”（這是雨果的話）眼裏，日本不過就是個不入流的阿Q王胡，而真正有錢的趙太爺，原在它的西邊—那就是咱中國、“我大清”。19世紀歷史的實情是：西方列強不是不能搶日本，而是它根本就不值得列強們如對待中國那般興師動眾、勞師襲遠地去搶—“值得一搶”，這當然還是需要資格的，何況現代意義上的一國搶一國，比傳統的綁票這種“恐怖活動”，那還是要費事得多。

這便是西方列強對待中國和日本的態度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在，也是日本得以在歷史的夾縫裏成功實行明治維新的關鍵因素。與對中國的窮兇極惡相比，英國對於當時的江戶幕府，表現得格外仁慈：它允許江戶幕府將開港貿易的時間推遲到1868年，隨後俄、法、荷蘭立即跟進，也一致同意日本延遲開埠直到1868年。而這裏的所謂“仁慈”其實不過是順水人情—說白了，無非是列強們對一頭皮包骨頭的獵物興趣不高。最明確的事實是：近代日本不但沒有像我大清一般與英國在海上陸路大打出手，而且更沒有被八個最大的強盜聯合打劫的經歷，它最多不過是被列強們口頭上嚇唬了一下而已。

1853年6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長官貝利帶領4艘軍艦，出現在江戶灣入口浦賀海岸，當時的美國為了在北太平洋捕鯨以及開拓與中國的貿易通道，意識到必須在日本的港口進行食物和燃料補給，貝利此行，目的便是將美國總統要求日本開國和通商的國書交給幕府官員。1854年，貝利率領7艘軍艦再次光臨，要求日本表態。迫於貝利的強硬態度，1854年3月，日本幕府屈服於美國，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和親條約》（即神奈川條約），延續了200年的日本鎖國體制，從此宣告結束。而美國隨後向朝鮮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卻被它一通炮打了回去—從此朝鮮便開始笑話日本人膽子忒小、只會倚強淩弱。

而要想瞭解日本的興起，首先還必須瞭解：19世紀的國際航運通道，是從歐洲到亞洲，即19世紀還是“印度洋世紀”，而不是所謂“太平洋世紀”。換句話說，國際航運通道是經過印度洋到亞洲，而不是經太平洋到亞洲，其目標終點便是中國，而列強到中國後，皆無意將航線繼續延長到日本，而其中唯一的例外便是美國，因為只有美國是跨太平洋而來，但是，它不過是為了到中國做生意（以美國西海岸的毛皮換取中國茶葉和瓷器）需要中途補給，才迫使日本開港，以日本做進入亞洲的跳板而已。

而19世紀以來，日本之所以先後得到英美兩國的全力扶持，主要又是出於牽制中俄的戰略目標所需。眾所周知，中日甲午戰爭是在《英日通商條約》簽訂後8天爆發的，日本其實是得到了英國的支援之後，才敢於公然挑釁中國。而隨後的日俄戰爭的主要出資國，同樣還是英國，實際上，單靠日本的資金根本不足以支持日俄戰爭。說白了，這兩場戰爭其實都帶有典型的“代理人戰爭”性質，如果沒有中俄兩國的存在，日本在歐美
列強眼裏本來就毫無意義。

換句話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爆發式崛起，從國際環境上看，主要是由於“英日同盟”所賜，19世紀以降，是英國首先把日本提拔成為其亞洲事務代理人，1894年中日兩國開戰前，英國與日本簽訂了《英日通商條約》，鼓勵日本從東邊攻擊中國；隨後，1902年英國又與日本形成第一次英日同盟，鼓勵日本發動日俄戰爭，戰爭結束後，再訂第二次英日同盟，將原來的英國保護日本，變為兩國互相保護的攻守協定，並將勢力範圍擴大到中國、印度和朝鮮，在這個意義上，當今以《日美安保條約》為象徵的美日軍事同盟，不過就是當年英日同盟的翻版罷了。

總起來說，在“明搶即公理”的近代世界上，日本的真正幸運，正在於它始終不是“被搶”的主要目標和物件，日本近代之所以能夠實行明治維新，並隨後具備了跟著列強去搶劫的資格，也不是因為日本特別善於見賢思齊，而是由於列強的縱容、利用和照應—說不好聽就是“蔑視”（保羅·巴蘭在《增長的經濟學》中即指出：因為日本地狹民窮，沒有多少可供列強榨取的資源，也不能為西方商品提供銷售市場，因此，根據收益與代價的考慮，殖民日本的收益太低，這便是日本很輕易地實行了“維新”的根本原因，而對照而言，印度卻因為其富足，而長期受到了英國系統的掠奪。），即在列強們的眼裏：資源十分貧乏的日本，可搶性幾乎等於零蛋，與其去興師動眾搶它，還不如讓它去幫助大哥拎包袱，更符合代價－收益原則。

於是，日本自19世紀以降，就一直在進行著玩火的勾當，這就是充當世界霸主（先是英國，後是美國）在亞洲、特別是遠東（東北亞）的代理人和打手，從而徹底放棄了自己的外交自主性。這一火中取栗的冒險勾當，既給日本帶來了短期的巨大利益，甚至使得日本迅速崛起，但卻成就了日本“姥姥不親，舅舅不愛，丈母娘見了踹三腳”，環球無真朋友的悲劇處境，最終的結果是：日本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亞洲人民和西方列強的雙重拋棄和打擊，可悲地把原子彈招到了無辜的日本人民頭上。

自明治以來的日本政客們似乎都沒有看到：西方列強分配給日本的角色，其實也就等於讓它去送死—這就是鼓勵日本去搞倒根本不可能倒掉的、幅員極其遼闊、資源極其雄厚、人口極其龐大的中國和俄國。而用一個美國資深外交官的話來說，美國的政策就是：先是鼓勵日本這個小蛇去吞大象，在它快要噎死的時候，再猛擊它的七寸。

如果說：明治以來日本的政客果然“弱智”，平均智商果然不足12歲，那就是他們連這麼簡單的縱橫捭闔之術都沒有看出來—而這才是近代日本最大的“不幸”。